遇见东师

2023.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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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碑永存,清芬靡忒

——语言文字学家孙常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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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常叙先生,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书法篆刻家。在古文字学、词汇学、古文献学等领域成就卓著,广受学界赞赏和推崇。

  先生又名晓野,其祖上于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由河北乐亭县迁至吉林落户。先生于1908年12月26日出生于吉林市。

  先生的父亲名孙毓春,字介眉,自号先进野人(《论语·先进》:“子曰: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又称“先野”,遂名先生“小野”,后更为“晓野”。

  先生幼承家学,从小就对文字、金石之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读小学时,即在其父介眉先生的指导下攻读《说文解字》,上初中后,开始摹印学篆,与同学张少斋、牟志超等于课外切磋研讨,作有《金石小集》。先生对吴大澂氏《说文古籀补》尤其用力,为了学习大篆,曾临摹石鼓文,并试写过一本《石鼓文简释》。

  1926年秋至1929年夏,孙先生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365体育投注后期师范文科班读书。时高晋生(亨)先生从清华研究院毕业来校任教。高先生深厚的文字学、文献学功力使晓野师大获裨益,先生日夕求教,写出了读先秦诸子的札记《读书脞识》,完成了学期论文《庄子学案》和《韩非政策》。同时,开始尝试跳出传统的思维格局,运用所学的心理学和逻辑学知识思考中国的文字学问题,写出了《名辞、概念和六书的关系》一文,发表在当时的《吉师校刊》上。

  1929年师范毕业后,孙先生进入吉林省立大学法学院教育系国文组,同时在吉林省立女子中学兼教国文。“9·18”事变后,先生进入吉林省图书馆任书报组主任。遂得出入书库,恣意抽读。

  1934年,学界巨子罗叔言(振玉)先生来到长春,晓野师怀着对雪堂先生学识的敬仰登门求教,成为罗雪堂的及门弟子。“遂侍贞松先生游,绝学无忧,瞻鲁殿之灵光;望洋向若,渺沧海之一粟。”雪堂先生读到孙先生的《文字学》《释监》《周客鼎考释》《西清古鉴商周文编》《海宁王氏经学概论笺证》《扬州焦氏读诗地理考札记》等书稿,叹为奇才,遂以所著《丙寅稿》《丁戊稿》《辽居稿》等书相赠。是后,晓野师时时往返于吉、长之间,在雪堂先生的教诲引导下,金石文字术业日益精进。

  1948年,吉林市解放,先生到长白师范学院任教,为副教授。同年,东北大学自佳木斯南迁与长白师院合并,仍称东北大学,先生任东北大学副教授。1950年晋升为教授。同年,东北大学改为东北师范大学,遂为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1962年至1981年任中文系主任。1982年后任中文系名誉主任,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会学术委员、中国修辞学会及高等院校文字改革研究会顾问、吉林省文史院长、吉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吉林省语言学会理事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吉林分会理事等职。

  先生自幼聪慧,多才多艺。青年时代即研究甲骨金石,擅长考据训诂,兼涉书法篆刻、古琴绘画。因为他饱学而多艺,所以有“吉林才子”“江城名士”之誉。先生“幼从家训,长从大师”,所以在诸多方面都卓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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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执教40年,是教育家,也是科学家

  1948年3月起,先生任教于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1950年晋升为教授。先后任语言组长、古汉语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名誉系主任,直至1987年离休,有40年的时间辗转于讲坛之上,先后讲授过语言文字学、音韵学、汉语词汇、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工具书使用法、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古汉语语法等;还应需要讲过文章选读、要籍介绍、民间文学、九歌专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教育家。

  先生培养学生极为用心并讲求方法,培养了像王凤阳、张志毅、张世超等一批语言文字学家和优秀学者。再传弟子遍布在清华大学等国内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在各自领域继承和发扬着先生的治学方法和精神。先生是献身语言文字教育的一代宗师。

  先生是作为科学家献身教育的,因此也是以科学态度对待所教过的课程、以科学的精神去培养影响学生的,这也就使他所教的课程充满了科学探索的内容,他所教的学生许多也成为该科的研究者或知名学者。他具有一切伟大科学家所共有的探索精神,不论从事哪种研究或讲授哪种课程,他从不盲从,从不简单地因袭前人的成果,他总是在检验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去探索那些前人未解之谜。在该领域基本成为专家的情况下授课。所以不论在他心爱的领域中还是在他讲过的课程中,都有所改革,有所开拓,这也就是他的教学讲义为什么能够成为他的科学专著或者专著毛坯的原因。

 

二、独辟古文字研究蹊径

  先生古文字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在《孙常叙古文字学论集》一书中。胡厚宣先生称是书“都是很精美的著作”,“足见著者艰苦卓绝的功力”。要而言之,先生在古文字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文字的考释及利用古文字材料进行古史及古代文化的研究,其二是对古文字学理论的建树。

  先生古文字考释既注重审形,又能广博地联系古代语言、古代人物事件、典章制度及其他各方面知识进行阐发,故每有奇见。先生365体育投注甲骨卜辞中“冒母”的考释,365体育投注金文中“苜”“ ”“ ”等字的考释,365体育投注秦公大墓编磬铭文中“ 虎”的考释,及“则”字本义的探讨,均已成为学界的定谳。先生对周客鼎、天亡簋、麦尊、曶鼎、居簋等铜器铭文所做的通释,在学界也享有很高的声誉。

  比起具体古文字材料的考释与研究来,先生在文字学理论领域的用力更勤,所做出的贡献,在学术史上所彰显的意义也更重大。上世纪80年代,先生讲授“古汉语词汇书写形式学”,有《古汉语词汇书写形式学》讲义,是先生对文字学几十年深思熟虑的成果,惜未正式出版。先生在这里面所构架的文字学是将汉字置于世界语言文化的大背景下审视,辩证思维的结果,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文字学的基础。先生将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看待,构建了汉字体现关和发展观,总结出汉字演变的制约规律“趋简”与“求别”,论证了汉字历史上图画文字阶段的必然存在。并指出“从图画文字质变为形象的音节表意文字,是以形象写词因素为渟洿、以假借写词方法为关捩、以初期奴隶制度为条件,为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要求所触发而创通的。”基于以上认识,先生提出了“六种写词法”:即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和假藉写词法。

  先生考释的诸篇,几乎篇篇精到。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精审务实、语不妄发的治学态度之外,更重要的在于他运用了先进的辩证的治学方法。他较早地将文字纳入到语言背景下考察,提出并践行着字词辩证统一之规律,认为“字和词是在作为整体的篇章部分中,以一定条件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而取得形式与内容、部分与整体的对立统一的。语言辩证关系的试探,是突破铭文难关的主要途径。”

 

  先生还善于运用古文字、考古学、人类学的知识综合研究相关问题,这不得不提到他的《耒耜的起源及发展》一书。该书完成于50年代,先生利用古文字知识与字形和文献资料、考古发掘资料相参验,考证了我国古代农具耒耜的起源与形制,研究了由耒而耜进而至锹锸、犁铧的发展过程,论述了由于生产工具演变从而导致的由“协田”到“耦耕”、“牛耕”的生产方式的变化过程,得出了“从耒耜到犁铧的发展就是我国古农业从耦耕到牛耕的发展”的结论。该书在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演变的探讨方面作出了独到的贡献。后来刘仙洲所著的《中国古代农业机械与发明》和科学院编著的《中国农业史》都引用了先生此书的观点。此书初版之时,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关野雄先生也正在研究同一课题,他写有《新耒耜考》一文,就在文章已排完版进行校对之时,购到先生的书,便以《新耒耜考余论》为题介绍评价了此书。文中说:“孙先生以渊博的学识博征广引文献典籍,极其简明地论述了耒耜的发展到犁铧成立的过程。全书富于独创的见解,自己由此受到的教益匪浅。”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三、较早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运用到汉语言文字研究

  1953年,苏联契克巴瓦教授的《语言学概论》传到中国,先生决定在中文系开设同样的课程,于是组织古汉语教研室曹淑芬、高瑞卿和王凤阳翻译契氏的书,由先生和教授语言学概论的宋振华同志讲授。从此先生决定性地转向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哲学基础、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去研究语言文字的道路。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领先的。

  这方面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汉语词汇》和《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两部姊妹篇中。《汉语词汇》就古今汉语词的形式与内容作断面剖析,《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则从历时角度去剖析汉语书面语及其词汇的形成与发展。这两部作品对词汇学研究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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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不仅根据语言中的诸矛盾去观察语言文字,而且将其扩展到后来的考释、训诂的文章中去,从而取得了超越自我、超越前人的成就。

  这里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先生的《〈商君书〉〈去强〉为“经”,〈说民〉〈弱民〉为“说”说》(见1979年吉林师大社会科学丛书第二辑《中国古典文学论集》)一文,这是先生留下的唯一的诸子考释的文章。文章用对立统一规律研究《商君书》中《去强》篇与《说民》、《弱民》两篇的关系,发现前者为经,后两篇是解经之作,从而发千古之秘。高亨先生在1980年给先生的信函中说:“大文所谈《商君书》经说问题是正确的。”对先生的研究给予了肯定。

四、汉语词汇学上的开创之功

  出版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词汇》,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而全面地研究汉语词汇的专著,是汉语词汇学的开山之作。

 

  周荐、杨世铁先生说:“《汉语词汇》是我国第一部词汇学专著,它的出版标志着汉语词汇学的诞生。”“作为我国第一部词汇学专著,《汉语词汇》体现了孙常叙在汉语词汇学草创时期对汉语词汇问题所作的深入思考,它不仅代表了当时汉语词汇研究的最高水平,而且它在词汇学诞生的一开始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并对后来的汉语词汇研究从内容到发展方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汉语词汇〉对词汇学的贡献》)张志毅先生评述道:“《汉语词汇》为汉语词汇学作出了奠基性、开创性的贡献。”(《〈汉语词汇〉的贡献与词汇学的新进展》)学者的评论是公允的。

  汉语词汇研究在战国秦汉时期是有过辉煌成就的,但从文言脱离口语之后,用文字传写的书面语成为社会上书面交际的工具,于是说文解字之学大盛,字有形、音、义的观点占据了统治地位,词与词汇的研究则逐渐式微。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虽然有一些论及词汇的片断研究,但也是把它作为语法学的一个附属物来看待的,仅仅是从语法上着眼将词的内部结构作语法构成上的分类而已,词汇研究根本不曾独立过。《汉语词汇》在这种一无理论、二少材料累积的基础上白手起家,从搜集材料,分析材料人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理论进行了古今汉语词汇的对比研究,全面地论述了词的性质、词的结构、词汇与基本词汇、方言与社会方言词汇、词汇的语义分类、造词的方法、词义的发展变化等有关词汇和词义的诸问题。这是一本独创性的自成体系的拓荒之作。直至今日先生365体育投注词汇结构与造词法的理论,仍是这方面的权威观点。

五、文字学理论领地树起的里程碑

  先生最卓越的研究成就,莫过于文字学。他在文字学理论上有两篇经典之作——《从图画文字的性质和发展试论汉字体系的起源和建立——兼评唐兰、梁东汉、高本汉三位先生的“图画文字”》(见1959年《吉林师大学报》第四期)、《假借、形声和先秦文字的性质》(见1983年7月《古文字研究》)。这两篇论文,尤其前者,在文字学史上有着里程碑的价值,它们既是对前此的文字学的批判也是自我清算,它们标志着先生文字学思想的飞跃,也是科学文字学的新起点。

  文字学在中国是个古老的学科,在漫长的时间里,占支配地位的文字学思想是形而上学的,是笼罩在许慎的“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的定义之下的文字学。在很长的历史上都没有新的合理突破。先生的文章则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文字学的基础。

  首先,先生是把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来看待的。从汉字是汉语的书写形式出发,衍生出来的第一个大变革,就是认为汉字记录汉语有一个不断地改进自己、适应汉语的过程,这种适应与改进的逐渐积累到一定时期就会形成汉字的质变——汉字体系的变化。于是汉字的体系观念和记录体系的演变观念被提了出来。由汉字逐渐适应汉语所衍生出来的第二个大变革就是,支持并深入地阐发了图画文字的存在,并承认图画文字是汉字的前身,从而以辩证的文字观打破了传统的汉字发展是由象形到不象形的直线演进的文字观。第三个大变革是把文字“假借”现象大大提前,并把它作为是汉字由图画文字向“形象的音节表意文字”转变的催生婆。这是一种科学的文字观,直到现在还在很好地指导着文字学的发展。

六、以毕生精力完成《楚辞〈九歌〉整体系解》

  先生1935年在吉林女师为学生讲解《楚辞·九歌》时,对其中的代词所指发生疑问。用先生的话说是讲至《九歌》,“于其尔、我之 间多生疑虑,遂觉王叔师以降,人神杂揉之解、君国忧愤之说,不能安矣。于是尽屏旧疏,专绎白文,即辞求解,别无依附,知我、吾之言,乃神自谓,而尔、汝之辞,则神之相谓也。掣领顿裘,无不顺者。”(自序)在屏去倚傍、独绎白文的基础上,先生形成了《九歌》是不可分割的歌舞剧的想法。1939年春,先生整理旧稿写成《楚辞·九歌解初稿》二卷。1940年作《楚辞〈九歌〉解》,将《九歌》全文分为迎神之辞(《东皇太一》《云中君》),愉神之辞(《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慰灵之辞(《国殇》)和送神之辞(《礼魂》)四个部分,一个整体进行审视,用元杂剧的形式表现这一古代歌舞诗剧。其后,1962年草就《重订楚辞九歌系解》,1966年写成《楚辞〈九歌〉悬解》12卷。为使其说信而有征,先生又在已有的基础上多方考证、融会贯通,最后才在1991年写定《楚辞〈九歌〉整体系解》。回顾此书从发韧到草定,前后历时几近60年。先生作自序时不无感慨地说:“自乙卯(公历1939年)寒食迄于今朝,作辍不常,凡五十余年。昔日歌德作《浮士德》一书,自1773—1775年初稿,到1868—1832年定稿,前后写了六十年。余不敏,不敢和歌德相提并论,但就成书的时间之长,则深有同感。”

  把《九歌》看成歌舞剧不自先生始,但是从文字语法、音韵训诂、历史考证、文物制度等方面深入证实其说者,则莫过于先生。张松如先生在序中说:“1964年秋曾邀先生开设《楚辞〈九歌〉专题》讲座,又得一聆鸿论。当时受业诸生将先生的《楚辞九歌悬解》与闻一多《九歌古歌舞剧悬解》对照研读,多以为在历史文物考证及文字音韵的训诂诸方面、先生用力尤多,至诸神间吾我尔汝的酬对眷顾,其情其境,亦以先生体会为深。而两者都把这十一首美丽的抒情诗读为联章,看作一个整体,解为一篇歌舞剧,这论断既颖且凿,是有说服力的。”张先生的评价及其对先生再现古诗剧的赞扬是极公允的。

  “为解千秋问,不争一日长。”先生在治《九歌》时在训话考据方面所下的功夫之深是常人难以想像的,为解决一个疑窦,先生常常是作作辍辍,“盈科而后进”,花了近60年才贯通脱稿的。先生在《九歌》研究的途中时时驻步不前,每一驻步则是先生别生枝权之时。正因为如此,先生研究中的这些派生物,也为古历史地理、古神话、民俗、古天文星象……的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如前所述,先生的学术生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这阶段是将自己的研究服从于教学需要的时期。草创者多、开拓者多是先生这一时期的特点。追逐教学,多孔齐开固然影响了先生研究之精深,但多开孔窍也在各方面显示了先生之创造力,显示了先生博大的视野。学术本来就不是个人的事业,它需要若干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汇成滚滚洪流。我们不能希望先生生前门门精深,我们只希望先生的开创能后继有人。光大先生的思想火花使之变成熊熊的燎原之火,正是我们这些后学者的责任,这也是纪念先生的意义所在。

  附记:本文是综合了王凤阳、侯占虎、张世超、敬文等先生365体育投注追念和评价孙常叙先生文,并参以胡厚宣、罗继祖等先生为孙先生所作之叙,整理而成的。其中尤以采王凤阳先生文为最多。题目则是移用了张世超师文题,并略作了一点调整。部分照片来源于网络。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