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洵先生，字仲符，1922年7月1日生于辽宁北镇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厚公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师从黄侃先生攻读古声韵学。受家学熏陶，先生少年时代就奠定了宽厚的文史基础，后考入北平临时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得当代学术名家冯承钧、瞿兑之、刘盼遂、陈垣、容庚、谢国桢指导，学术潜质大幅升华。1946年夏，大学毕业，曾在良乡中学短期任教，1948年毅然奔赴东北解放区，到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系任教，直到1995年9月2日因病于长春辞世。先生是国内著名的明清史专家，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点的开创者，近50年心心念念者，唯有历史学探索和史学人才培养二事，名者利者，断非先生所求。先生之师风师德，为同仁、后学所感念追思。2022年，恰逢先生百年冥诞，应《外国问题研究》之邀，撰写一篇纪念文字，作为先生之及门弟子，谊不敢辞也。

　　先述先生学术成就与贡献。在先生百年冥诞将临之际，得东北师范大365体育投注领导、社科处、历史文化学院鼎力支持，由先生诸弟子校对编辑的《李洵全集》共6卷，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为1956年人民出版社初版的《明清史》，是国内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与传统实证史学相结合的明清断代史专著，是先生对新中国明清史叙述体系的解释体系构建的有益尝试，而非断代史教科书。

　　第二卷收入1982年中华书局版《明清食货志校注》和2004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版《辽宋金三史篆修考》。《明清食货志校注》与先生命运相同，是历尽劫波近二十载才完成的一部著作。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被错划“右派”，赶下讲坛，劳动改造中跌断右腿，卧床一年多，利用这天赐良机，先生取清修明史之王原《明食货志》、王鸿绪《明史稿食货志》与张廷玉《明史食货志》对勘，费时近十年，写成《三史食货志校勘记》10余万字，在1976年后，先生重理所余札记及平日积累资料，详考《明史食货志》史源学及编纂过程，以《明实录》《明会典》《明史稿食货志》、王原《明食货志》《明史》等基础文献，并兼采大量明人文集、笔记史料，对《明史食货志》进行校勘、注释，费时近七载，终成《明史食货志校注》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谢国桢先生亲题书名。学界名宿杨向奎、傅衣凌、李文治、王毓铨、洪焕椿等对该书的学术质量给以高度评价。该书获教育部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第三卷为先生晚年手订主要论文汇编《下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初版，2006年再版，收录先生专题学术研究论文30篇。其中365体育投注15-16世纪明代流民问题、16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的本土海盗问题、明代江南士大夫势力兴衰、清入关前社会性质问题、明清鼎革及清前期历史地位问题的探索，都提出了别开生面的独到创见，成一家之言。

　　第四卷收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正德皇帝大传》，该书不可以寻常传记史著视之。先生选择历史上声名狼藉的明武宗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明中叶朝堂政局中改革与反改革的内部矛盾纷争，明武宗为代表的皇权政治、豹房政治在社会危机和政治困境中的无奈与挣扎。

　　第五卷《中国的明清时代——李洵明清史讲义》，内容包括《中国的明清时代——中国后封建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统合理论的新探讨》《明史学》《清史学》《16至18世纪中国社会研究》《明清实录的史料分析》5部分，由赵轶峰教授依据先生为博士生授课录音及相关笔记整理而成，皆为首次刊布。其中的《中国的明清时代》是纲领性文章，先生认为16至18世纪的明清两朝不可分割，为中国古代历史的同一个时代，构成了不同于欧洲中世纪、也不等同于五种社会形态论中的封建制，而应该称作“后封建制”。先生指出“明清时代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是中国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的结合部。在这个时代发生了中国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接轨的尝试，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尝试，东西文明文化统合的尝试，以及新旧社会相递变的尝试。”这种认识，彰显了先生对明清时代发展趋向与西欧历史明显有别的独特认知，求索明清中国历史道路的自身内在逻辑是先生宏大的学术标的。

　　第六卷《李洵文存》，收录《下学集》未收的先生已刊未刊论文、文稿、书序、书札、自传，并附罗冬阳教授编撰的《李洵年谱》《李洵著述目录》。先生与薛虹教授合著《清代全史》第一卷，先生与蔡美彪、南炳文、汤纲教授合著《中国通史》第八册（明史）等著作，因各自执笔分工情况查无明确记录，故《李洵全集》不便收入，只好暂付阙如。

　　次及先生史学研究之学术特色。先生毕生以研究明清史为职志，无论科研还是教学都强调“通史感”或“全史感”。先生认为中华文明五千年传承不息，从没中断。帝制中国的政制、思想、经济、赋役、文化自有其产生、发展、演变、传承之内在逻辑和社会背景资源。研究魏晋不问秦汉，研究明清不问唐宋，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人为切割，使断代史研究既不瞻前也不顾后，缺少时空观念，陷入“枯槐聚蚁”“秋水鸣蛙”之窘境。先生强调治断代史必须要有“通史感”或“全史感”，切忌碎片化，要将明清史置于中国历史长时段总体历程中去考察研断，厘清具体历史问题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文章便厚重，更具学术气象，结论自然会更加逼近历史真实。受先生“通史感”观念启迪，我在培养博士生时，开设“中国赋役制度发展演变史”“传统儒学及其流变”“帝制时代专制政体的发展演变及其历史功罪”等专题讲座，效果很好，减少了初学者张口下笔常出的舛错。先生研治明清史，还强调不可囿于中国历史和地理的范围，要“把明清史的研究放入世界的范围”，先生称之为“全球意境”或“全球历史观”。何为“全球意境”或“全球历史观”？在先生看来，中西方历史发展演进各有内在逻辑，早期基本独立发展，交互影响相对较少。自西汉以降，伴随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方经济文化交往频密，相互影响日渐加深。特别是公元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全球化的序幕徐徐拉开，世界文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6世纪至18世纪多个率先发展的欧洲国家通过海外掠夺和鼓励发展经济贸易，经济实力空前强大起来，通过改良和革命手段，使王权落地，建立起议会民主政体，开启了全球扩张。西方早期殖民势力、商人海盗、耶稣会士来到亚洲、来到中国。这三类西方人物，或为海外殖民，或为掠夺别国财富，决非文明使者，就连外表相对温和并带来西方部分先进科学技术的耶稣会士也是要“矢志上帝的光荣”，以基督教文明取代儒教文明。16世纪至18世纪的明清时代，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波历史潮流，中国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由原来领先西方，开始逐渐沉沦，直至被超车，到19世纪主权和领土完整都难以自保。先生的《明代火器的发展与封建军事制度的关系》一文，就是从“全球意境”的观念出发，考察西洋火器传入中国，装备部队，引发明代军制多种变化范例。《公元十六世纪的中国海盗》更能体现先生研究明清史的“全球历史观”意识。先生指出，16世纪中国海盗，亦商亦盗，其产生有国内流民运动和禁海政策的背景，更与西方势力扩张到亚洲有关。中国海盗犯禁出海，屡剿不绝，与其卷入马尼拉中西、巴达维亚中荷、果阿中葡、长崎中日贸易，获得国内急需的白银直接关联。先生常说，“全球意境”能为考察研制明清历史问题增加一个视角。先生研治明清史重视宏观叙事，理论探索，是其又一学术特色。先生对明代流民问题、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清前期历史地位问题的探讨，均着眼这一时期重大核心问题，进行理论解说，言其大旨，不落繁琐考据俗套。先生晚年，提出帝制中国晚期“后封建制”形态说，并将明清两朝500年历史的16至18世纪200余年的历史划为独立的历史单元，命名为“中国明清时代”，探索16至18世纪的中国道路，是一次重大的理论构建尝试。

　　先生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第一代学人的杰出代表，其道德文章、师风师范为后学感念铭记。在先生百年冥诞之际，写下这些文字，权作一瓣心香一掬泪雨告慰先生之灵。

（原文载《外国问题研究》2022年第3期）